《春秋》学体系本身在变化,譬如相关著作的增加、意识形态的渗透,因此它对《史记》撰作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,包括文献、思想、体裁、文学等诸多因素。而《史记》相对于《春秋》学,它既是从《春秋》学体系中生长出来的集大成者,又终脱离《春秋》学、自成一家。无论《春秋》学之于《史记》,还是《史记》之于《春秋》学,影响与被影响均处在一个动态过程中,本书的研究目的是具体而微地揭示这个运动过程,在《春秋》学发展的脉络里寻求《史记》撰作的新定位。
本书将《春秋》与《史记》两部经典置于一个动态的、发展变化的宏观学术背景下, 力图还原《史记》效法《春秋》而撰作的复杂过程。《春秋》与《史记》, 相隔五百年的两部旷世之作, 分别开创了中国史学“编年体”与“纪传体”两大体例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曾明确表达过司马氏父子继承《春秋》而创作《史记》的志向, 历代学者也对《史记》与《春秋》的关系多有探究。那么, 《史记》具体是在哪些方面继承了《春秋》? 为什么《春秋》是“编年体”而《史记》是“纪传体”? 从《春秋》到《史记》的五百年间中国史学经历了怎么样的变迁? 本书即将以严谨的论证、创新的观点, 为读者解开这一系列谜团。